担心总按喇叭会耗尽品拓的电

她并没有高兴起来,有一瞬间她的脸色反而阴沉了。如果她打电话给阿尔瓦,他回答说雨季以来他一直就没见过乔,她该怎么向布莱特说?好了,车到山前必有路,但她确实不相信乔会把库乔扔在家不管不间,这不像乔做的事。
她不断地呼进去,呼进去,她不断地向她儿子呼进去。 一哭,他也会跟着哭,他知道只有很小的小孩才这么做,但他总控制不住自己。
她从波特兰市图书馆借过一本有关的专著……但她也并不真的需要它。她自己很好的常识告诉她,唤醒一个梦游者的结果,只是他醒了——不会有更多的结果,也不会更少。也许会有眼泪,甚至轻微的歇斯底里,但只要人失去方向,就可能出现这种反应。
她从缠结的头发中向他看去,她面无血色,两眼瞪得那么大,眼白都出来了:“那你就准备动手搏斗,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扯下你的率九,挖出你的眼珠,不会有一丝犹豫。”
她从后视镜里扫了一眼,想看看路在哪里。太黑了,她什么都看不见,但她知道它就在那儿,就像她知道没有人会经过这儿。
她从门后取下睡袍穿上。她想冲个澡,但想等宅子里的其他人开始忙碌后再去。外人,这就是他们。甚至霍莉的脸对她也很陌生,那张脸和她带来的家庭像集中的快照只有一点点模糊的相似……甚至霍莉自己看这些照片时也现出轻微的迷惑。
她从品托车前罩上看见狗的尾巴和宽阔的背部正向汽车泰德的一侧移动过去。
她从睡梦中苏醒,坐了起来,惊讶地发现自己坐在品托方向盘的后面,而不是睡在家中的床上……
她从他那边的车窗里往外看去,看到躺在高草丛中的那根球棒。她打开了车门。
她从左边的窗口向外望了望,跑上八步就可以到坎伯家的后门。
她大口咀嚼着最后两、三片黄瓜时,意识到让她万分惊恐的只是巧合,一连串的巧合,完全是偶然的.却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一切都已经由有血有肉的大数决定了,它让狗变得那么恐怖地有目的性,那么……那么样地像是专门要抓住她。
她担心总按喇叭会耗尽品拓的电池,买车这么长时间来,他们一直没有换过电池。她坚信,只要发动机冷却到一定程度,品托仍会启动。它以前总是这样。
她倒了半杯,走了。维克不经意地搅着,没有喝。
她到底有没有把品托车开到坎伯那儿去?他隐隐想起了他们俩间关于那个不干活的针阀的谈话。她有点害怕乔·坎伯,她是不是这么说的?
她到了发动机罩前面,正想从品托车前穿过去,就在这时,她听见一种新的声音,一声低低的、重浊的嗥叫。
她的表情几乎一片茫然。
她的肚子发出了一阵很响的咕咕声,泰德笑了起来。他的笑声让她吃了一惊,进而又让她高兴起来。这种感觉就像发现一个垃圾堆长出了一朵红玫瑰。她也向他微笑了一下,这微笑使她的嘴唇隐隐作痛。
她的肚子上是满布着的一条一条的干血。
她的父亲这时候几乎总是喝醉了酒,还经常吃一大盘从周末夜晚餐剩下来的冷豆子。结果是,每年一到第四季度,电视间里就无法进行正常的世俗生活;就是狗也会溜出去,脸上带着一种难看的遗弃者的笑。
她的喊叫和汽车的抽动让泰德吓得大哭起来,这让她更慌乱、沮丧和恼火。
她的喉咙发出一种怨艾的声音。
她的喉咙里动着:“我也爱你。”
她的呼吸和心跳在加速。

我没有看见,我不相信我看见了。

,他会迟一点再试,再试,接着就会怀疑他们去了哪儿;坎伯一家三口都出去了,至少出去了一夜,就像现在看到的那样,这是第三个。
维克也被打了一针——“为了使您保持平静,特伦顿先生。”尽管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十分平静,出于礼貌起见,他还是接受了注射。他捡起那个勤杂工从注射器上撕下来的玻璃包装纸,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那上面写着上等约翰出品。
维克用力推了一把,秋千向夜空中高高荡去。第一颗星星已经出来了,它看起来正在向秋千下面跑去。夜色中,泰德快乐地叫着,他的头后仰着,头发飞扬着。
维克又推起了他的儿子,泰德高高地飞向宁静。炎热的夜空。埃维伊阿姨就住在附近,泰德惊喜的叫声,是她人世间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然后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心脏衰竭了。她坐在厨房里,一只手端着一杯咖啡,另一只手夹着一支烟时,她心脏纸一般薄的一面墙突然(没有一丝疼痛地)破裂了,她向后靠下去,视野中慢慢暗淡了。
维克站起来,向窗口走去,窗外一片黑暗。
维克站在邮箱前,考虑邮递员的话是不是认真的,他怀疑自己被开了一个晦涩的扬基式的玩笑。
维克真是太过劳累了,除了一阵麻木的恐怖感之外,他几乎再也没有其它什么感觉了:”“你真认为他们装回询系统有必要吗?”
维克正在脑海中回顾着过去的一连串令人沮丧的事件的时候,罗格放下手中的三明治,半途来了这么个问题。他已经越来越肯定,克利夫兰的老夏普和上了岁数的“小孩”又会派信使来了。
维克只是摇着他的手,但他心中的那个影子已经开始被罗格搅烦了。
维克种地把电话挂了,他站在躁热、寂静的起居室里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他慢慢地到楼梯前,一步一步走上去。他在楼上的大厅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他儿子的房间。
维克转身向门口冲去,冲向他的赛车。
维克嘴里咕噜了一声,最后一丝这可能是其他什么人——一个贼,或可能只是些孩子——干的希望,泡沫般飞散了。到楼上来看看我在床上留了些什么,这正是坎普干的事,家中留言指示器上的那一行字也和坎普的小纸条相吻合。
维克坐下来吃三明治,他对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了胃口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维克坐在原处。纱门在梅森的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这声音使他又想起了泰德,他想得那么真切,眉头紧皱,不得不咬紧牙关,不让眼泪淌下来。
问题是他今天要走多远。她嗅到厨房的空气中有某种东西,混浊,让她难受,像大丛林里的一阵雾气,最后她沮丧地弄清那只是她的恐惧和他的暴怒,正从他们的毛孔中散发出来,形成的一种混合物。
问题在他们相互看着的方式上,在他们相互交谈的方式上,在他们脸上,在他J脸下,在他们的思想里。
问题在于,是食物染料把红浆果活力谷变成了它现在这种令人激动的颜色。染料本身是无害的,但这也被公众忽略了。有些东西出错了,人体没有吸收这些红色的染料,而只是简单地把它们排泻出去。惹出问题的红染料只被加进一批谷制品——但那是庞然大物般的一大批。
我不会睡觉的,他想到,但是我会休息一下,我会试着休息一下,不管怎么说。十五分钟……也许是半个小时,巴……
我就要失去他了。她想,噢,天哪,我想我正在失去我的儿子。
我没有看见,我不相信我看见了。
我们对狂犬病知道什么?
我们这儿有的,女士们,先生们,是夏日里一条宁静的街,大多数孩子在午睡,大多数小妻子们或者做着同样的事,或者泡在电视机前,她们在看《生活的爱》,或《搜索明天》。所有英俊的老公们在忙着冲去一条路奔向更高的税级,或很可能是东缅因医疗中心特别护理病房里的一张床。两个小孩在一个已经被踩得很模糊了的粉笔线格子上玩踢石游戏;他们穿着浴衣,一身是汗。一个正歇顶的老妇推着一辆金属网购物小推车从镇上回来,远远看上去,她和小推车都像是最好的骨瓷做的。她小心地和玩游戏的小孩隔开了相当的距离。
我们只要从汽车道里开出去,开到下坡的地方。那时我们就可以滑下去,只要我不半途吓得踩了刹车,就算发动机停了,也可以一直滑到枫糖路上去……或……
我能想到更糟的情况。第一次震动波消退了一点,波特兰和克利夫兰间每天许多次的长途电话铃声不再飞响之后,罗格曾说过。
我喜欢把她玩出屎来。
我要用它把你的头狠狠地打进去。
我已经变成了小说中幸福的美国家庭主妇了,去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她一边沮丧地想着,一边看着冻雨渐渐沥沥地打在走廊的外重窗上。可以坐在家里,喂泰德吃他喜欢的法兰西香肠,小豆子,或烘烤奶酪三明治,还有坎贝尔场,这就是一顿午餐了;可以从《当世界旋转》里的莉萨,或《年轻和躁动的一群》里的迈克身上,感受一下自己的生活;还可以时不时地在《财富之轮》的乐声中,傻乎乎地跳上一段爵士舞;她可以去看琼尼·威尔尼,琼尼有一个和泰德同岁的女儿,但这个女人总是让她觉得不舒服,她比多娜大三岁,重十磅,她说丈夫喜欢她这样。琼尼对他们在罗克堡的生活感到很满足。
我永远不能打开那个门进去关上它了。她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可能就要死去的想法,这让她倍感窒息。
我在楼上给你留了一些东西,亲爱的。
我怎么啦?维克问那只玩具熊。我是发疯了吗?发疯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卧室是他写作的地方,床可以折叠,所以他的被单还没有冷硬。不管他写出来多少(过去两周他的成绩为零),他总是手淫(在他看来,手淫只是富有创造性的一种迹象)。床对面是桌子,上面挂着一幅老式的树下风景画,桌子的两端堆放着手稿。他还有其它很多手稿,一些在箱子里,还有一些用橡皮筋扎着,堆在小屋的一角。
屋里,电话铃又开始响了。
屋里的电话铃声停了。

她大慨只好走很长一段路

屋里没人,她灰心丧气地想。她对维克感到一阵厌烦和恼火。他总在家,他显然在,如果能生根他就会在车库里生根,他当然会,除非我需要他。
屋里应该有一部电话。只要给班那曼长官的办公室打一个电话,恐怖就会结束了。
五分钟之后,汤森德回来了,他看上去颇为迷惑不解的样子:“我无法和他联络上,梅森先生。他们那边的无线电联络员给他发了报,说他肯定不在他的车里。”
雾很浓。布莱特·坎伯看不清窗外的那棵像树,它大约在三十米外。
西方的白线已经消退,天边只有一片金色的晚霞……她开始害怕,有晚霞就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
下课铃响的时候她该怎样站起来,才能不让每个人都看见,不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多娜正有月经?
下面的院子里,母亲正在挂衣服。半小时前她曾给一个男人打过电话,那个男人能修那辆品托车,但他不在。她等了很长时间,希望听见有人说“你好”,后来她重重地把电话挂了,几乎要气疯,妈妈以前从没为一件这种小事气成那样。
下面就是夏普谷制品教授,这个广告被广告界拥戴为“到目前为止,少儿节目中最负责的广告”。维克和罗格把它看作他们的皇冠之作……但是现在,也就是这个夏普谷制品教授回来纠缠他们了。
下午两点,库乔就可以躺在灰尘满地的院子里(或者谷仓里,只要那个男人让它进去,有时他喝酒的时候它就进去了,他最近总是喝酒),在热辣辣的太阳下喘气,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下午三点二十分以前,多哪一直都认为应该把泰德留在家里,和请来照看他的人呆在一起,然后自己开车去坎伯家碰碰运气。她又拨了一遍那个号码,仍然没有人接,但她估计,即使坎泊不在修车库,他也会回来。甚至可能就在她到那儿的时候……她总是假设她确实到了那儿。维克上星期告诉过她,如果修品托车需要隔夜的话,坎情大概会找一辆破车借给她,这也是她考虑问题的重要因素。但她觉得带上泰德大概不对,如果品托车在后半程卡住,她大慨只好走很长一段路。她可以走,而泰德不应该受这种罪。
下午三点三十以后,多娜已经不再想邮递员了。
夏普谷制品教授就是不对所在。这个可怜的家伙已经再也翻不了身了。恐慌之后接真而来的是嘲笑,教授,他肃穆的仪表,那教室的环境,已经真正地被笑死了。
夏普谷制品教授坐在一张讲台上面,随随便便地说着他的话,他的灰绿色的粗呢制服下隐隐透出友好的气息(很多小观众可能会这样想),但说话的时候他却沉着、严肃,没有命令,没有大声说话,没有指媚,没有诱惑或吹捧。
夏普老家伙和他的孩子尽可以飞到月亮上去,关我什么事?但是——这件事里不止他一个人,他还有个合伙人。那个合伙。’、有一个妻子,两个孩子。即使现在,像他现在这样深受伤害,维克还记得他的责任,至少要做完这件事尽力挽救那笔帐——也就相当于尽力挽救伍尔克斯广告本身。
夏普老先生的律师已经对染色剂制造商提起了一桩金额达几百万美元的诉讼,这场诉讼看来至少会持续三年,而且最后只会在法庭外才能得以解决。不管怎么说,诉讼已经促成了一个论坛,公众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那个错误——那个完全只是暂时的错误,那个完全无害的错误——不是由夏普公司造成的。
夏天市场调研公司位于一座庞大的摩天大楼里,那幢楼看上去傻里傻气,实际上里面的工作效率却非常高,夏天公司在第十四层楼上。罗格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接待员冲着他微笑地点了点头说:“何维持先生刚刚出去了几分钟。特伦顿先生设和您一起来吗?”
显然屋里没人,整座住宅安静、闷热、缺乏感觉。如果一幢满是家具的空房子不是你的家,不知什么原因它总会让你觉得毛骨惊然,你会感觉正被人监视着。
现在,1980年,他五十六岁,头发已经全灰,比一头屁股后面架着一个什么把手的公牛还瘦。这世上他可以忍受的活物只有三个:乔·坎伯,乔的儿子布莱特,还有布莱特的大圣·伯奈特狗——库乔。
现在,餐馆里吃午餐的高峰已经到了,他们三个穿着衬衫坐在角落边的一个小隔间里,吃剩的汉堡包放在一十蜡纸上,啤酒瓶散堆在桌上,烟灰缸翻倒着。
现在,她已经远没有昨天下午那样急切地想离开汽车,冲向那扇门了。部分原因是她打瞌睡迷糊过去后,再醒来就找不到了狗在哪儿,部分原因是热已经回退——那折磨人的热,和它把泰德变成的样子,是刺激她出去的最大因素。泰德已经从那种半抱头、半晕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完全恢复了正常的睡眠,他现在正舒服地休息着。
现在,在3号镇道过了坎伯家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路尽头有一个粗链子拦住的地方,在某一段链节上挂着一块标牌:禁止穿越,垃圾场已关闭。现在3号镇道到了坎伯家后,就再也无处可去了。
现在地绿色的毛毡帽向后倾了一点,露出了发线。他的前额上有一块油污,呼吸中透着啤酒的味道,棕色的眼睛小而冷硬。他是个不动声色的人。
现在多娜和泰德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维克也消失了。上个星期每件事都像一缕轻烟一样,袅袅升空,化作一片虚无了。这真是你所见过的最精采的魔术了,魔术师说,“快变!”然后每样东西就都变成一大堆臭狗屎了。他的脑袋想得疼了起来。那疼痛一阵一阵地袭击着他,就像又大又油腻的海浪浪头接连

天来学校的话查尔顿会很吃惊的,她又

。”
瑞琪儿脑子里又响起这个名字,她觉得害怕得双膝发软,但这种念头很快就消失了。
瑞琪儿扭动钥匙,车的发动机吼了起来,车好使了。卡车司机把盖子啪地关上,然后一边用一个大蓝手绢擦着手,一边走到瑞琪儿的车窗旁;他长着一张红润的令人愉快的脸,头上斜戴着一顶帽子。
瑞琪儿挪动了一下脚,想着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最糟糕的是这一切都好像……好像是被安排好了的,好像有什么东西让她到这儿来,接着……
瑞琪儿疲惫地笑了一下说:“永远不用抱怨,永远不用解释。你以前不是对我说过这话吗?主要是今天的旅行糟透了,而且我一直害怕你看到盖基的装衣服的抽屉时会气得掀翻屋顶呢。我想我现在应该告诉你,趁你觉得对不起我的时候。”
瑞琪儿平静地回答:“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因此我才问你呢。”
瑞琪儿屏住了呼吸。路易斯握住妻子的手,而她紧紧地攥着他的手指。
瑞琪儿取出项链,手指拿着精美的金链,另一只手拿着小小的蓝宝石坠对着客厅的灯光看着,蓝宝石慢慢地转动着,散射出蓝莹莹的光。
瑞琪儿神情沮丧地模仿着赛尔达死前发出的声音,而路易斯的脑子里闪现出了帕斯科死时的情景,他用力抓紧了妻子。
瑞琪儿生气地瞪着他,像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孩子似的字斟句酌地说:“不是那么回事,丘吉今天不会死,明天也不会。”
瑞琪儿声音沉闷地说:“丹得丽芝太太说他妻子带着孩子们离开了他。她不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而是从什么人嘴里听说的。那个司机没喝醉,也没用毒品,他以前从没有超速驾驶的前科。他说他开车到了路德楼镇后,感觉踩刹车就像踩在了一块铸铁上似的,刹车失灵了,所以车才加速行驶的。”
瑞琪儿声音紧张地问:“您是说本地人没有再迷路的?”路易斯几乎立刻了解了妻子的想法:我们可不是本地人。至少现在还不是。
瑞琪儿声音惊慌地在楼下叫道:“路易斯,盖基从儿童床上掉下来了吗?”
瑞琪儿声音平淡而又奇怪地说:“没关系。”然后她就转过身去,侧躺着,不看路易斯了。
瑞琪儿试图理清思绪,这儿发生的这些事和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以及盖基的死和他们的旅行有什么联系呢?艾丽对路易斯第一天上班时遇到的死掉的那个年轻人知道多少呢?
瑞琪儿试图整理一下思绪,但突然间她姐姐的形象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弄乱了她的思绪。瑞琪儿想起赛尔达那双扭曲的双手,她有时生气是怎样用头撞墙的,墙上壁纸都被撞破了,墙壁的石灰也都掉了。这可不是想赛尔达的时候,这时乍得可能是受伤了呢,也许是摔倒了?他可是个老人了。
瑞琪儿试着推了一下门,门没锁,丘吉在里面,正盘着尾巴蹲在过道上,身上的毛有些黑乎乎的东西。瑞琪儿想,是泥巴,但接着她看到丘吉的胡子上有红色的液体,一滴一滴的。
瑞琪儿手中抱着盖基,艾丽大叫着爸爸时,盖基也看到了他。“爸比!”盖基兴高采烈地大喊道,开始在瑞琪儿的怀中不安分地扭动起来。妻子微笑着(有点疲倦——路易斯认为)把盖基放在地下,他开始追着艾丽,两条小腿急速地跑起来,边跑边喊着:“爸比!爸比!”
瑞琪儿双手抖得很厉害。她塞了两次才把硬币投进电话机。这次她是给学校的医务室打的电话,是查尔顿接的电话。她有点迷惑不解,她说她没看见路易斯,他要是今天来学校的话查尔顿会很吃惊的,她又向瑞琪儿表达了她的同情。瑞琪儿请她见到路易斯时让他给自己的父母家里打电话。是的,他知道电话号码。
瑞琪儿双手捂住了脸。
瑞琪儿双膝一软,瘫坐在床上,手捂着头,浑身发抖地说:“他差点死了,是吗?路易斯,他差点噎——噎——噎——噢,我的上帝!”
瑞琪儿说:“不,不会的。”她一只手里抓着三张粉色的登机卡,穿着华丽的棕色仿毛皮大衣。路易斯想,不管是仿什么毛皮的,都使妻子显得绝对的漂亮可爱。
瑞琪儿说:“不是,不是。”她哭得更厉害了,“不是孩子们。路易斯,是诺尔玛。她今天早上大约8点钟,刚吃过早饭后死”了。乍得说的,他来看你是否在家,我告诉他半小时之前你上班去了,他——噢,路易斯,他看上去那么失落,那么茫然……那么衰老……感谢上帝,艾丽已经上学去了,盖基还小,还不懂……”
瑞琪儿说:“不许这么说,盖基。”
瑞琪儿说:“对,你一定别忽视,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瑞琪儿说:“好吧,我们上床去吧,我要早些给你一个礼物。”

他的脸上又冒出汗来,心跳又开始加速了

他的脸上又冒出汗来,心跳又开始加速了,他的牙齿紧张地互相直磕碰着打架。他赶快咬紧牙关,害怕极了。
路易斯终于说:“乍得,听起来好像你在探听窥视我似的,我觉得很遗憾。”
路易斯终于走到了儿子的坟墓前。坟墓四周的绿色毯子已被工人收走了。盖基现在躺着的地方是一个整齐的长方形墓穴,也许有5英尺长,3英尺宽,墓碑还没立起呢。
路易斯终于走到了楼梯顶端,他一只手在兜里,只是死死地盯着墙。他这么站了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理智开始屈服了。这是一种真实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有意思,他想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雪中的一棵身上结满了冰的树,就在它快倒塌前,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当然,要是树有感觉的话。这种感觉很有意思——甚至有点好笑。
路易斯注意到儿子穿着一件以前从没见过的连衫裤——一定是儿子的外公给买的;接着艾丽猛地冲到他跟前攀在他身上像在爬树一样。“嗨,爸爸!”她大声喊着,边亲切地响吻着他。
路易斯注意到这块地方不仅看着整齐划一,而且墓碑都是按着同心圆的形式排列的。一块木板条做的墓碑上写着:小猫斯马基,下面是:一只听话的猫,再下面是:1971——1974。笔迹是孩子写的,但很认真。在外围的一块木牌上用红色笔迹依稀可辨地写着:比佛尔,下面是两行诗:比佛尔,比佛尔;能干的小狗鼻子灵;它死了,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减了穷。
路易斯抓起小猫走出艾丽的卧室,抱着它向楼下走去,一边张着嘴巴呼吸。有各种难闻的味道,粪便的臭味,腐烂的伤口发出的臭味,还有汽车用的催化剂汽缸的味。但是,猫身上的味特别难闻,它到底从哪儿弄得一身怪味呢?当其他三个人都在楼上时,路易斯已经用笤帚把它赶出了屋子的;这是一周以来小猫回来后路易斯第一次真正抱着它,小猫躺在他的怀里,身体温热,像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疾病。路易斯纳闷地想:你这个坏蛋,你从哪个洞里钻进来的呢?
路易斯抓住女儿热得发烫的手说:“艾丽,盖基的椅子你坐大小了,你会坐坏的。”
路易斯转过身,看见了自己的妻子,在楼上的厅里躺着,死了。她的两腿像乍得的两腿一样是分开的。她的背部和头靠在墙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在床上读着读著书睡着了的女人。路易斯向妻子走去。
路易斯转过身来,看到一位老人站在草地上,他也许已有70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老人穿着件蓝色薄条纹布衬衫,露着满是褶皱的脖子,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嘴里叼着根不带过滤嘴的香烟。路易斯瞧着他用拇指和食指掐灭烟,仔细地放在口袋里,然后伸出双手,向他们狡黠地微笑着。路易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微笑,他可不是个易于亲近的人。
路易斯转过身来,看着史蒂夫,他手中抱着妻子,她被包在血淋淋的床单里。
路易斯转身向家中走去。
路易斯自己也爬到了顶端,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右脚站在一棵斜倒成35度角的枯树上,左脚下踩着有些带弹性的东西——可能是些冷杉树的枯枝?他没低头向下看,而是把右手中沉甸甸的装着死猫的袋子跟左手中较轻的铁锹交换了一下。他抬脸向着风吹来的方向,感到风吹过自己,气流吹起了他的头发,寒风那么冰冷,那么干净持久。
路易斯自言自语地说:“这不可能,记住刚才你以为你看到的景象是不可能的。”他慢慢地将手电筒光又投射到儿子那3英尺长的尸体上,从穿着新鞋的脚,照到裤子,再照到他的小衣服上,手电筒的光投射到了他那敞开的衣领处,然后又投到……
路易斯走出车库时在门口停了一下,用肘部按灭了电灯开关,在通向草地的沥青路口站了一小会,前面通往宠物公墓的小路在黑暗中也能看得清,路上的小草闪亮着。
路易斯走出浴缸,快速擦干身子。电话铃尖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响起时,他已刮完了胡子,正穿衣服呢。听到电话声,路易斯猛地一转身,瞪大了眼睛,举起双手,然后又慢慢地放下来,他的心在狂跳,浑身的肌肉又紧张起来。
路易斯走到车后,打开了行李箱,然后把镐、铲子和手电筒放进去,关上了行李箱盖。他走出20或30英尺后突然又记起了自己的车钥匙。这次他把钥匙忘在行李箱上的锁上了。
路易斯走到大厅里,回头看了一眼,发现盖基屋里的壁橱里有一双发着黄绿光的眼睛正盯着他。壁橱的门开着……只开着一条缝,路易斯的心差点跳到喉咙口了,他嘴巴一撇,作出一副苦相。
路易斯走到前面,乍得给他介绍了一下他的侄子们,实际上是乍得的叔叔的后代了。他们都是20多岁的棒小伙子,长得很像。路易斯也看到了诺尔玛的弟弟,大概50多岁,虽然脸上带着失去家人的痛苦,但好像还是很坚强似的。
路易斯走到乍得为妻子精心挑选的灰色钢制棺材的左后侧,抓住抬杆,四个人慢慢地向外边走去。二月里天气虽晴但仍很冷,有人……可能是教堂的管理人在滑溜溜的路上铺了一层煤渣。马路边上的一辆卡迪拉克灵车排放着白色的雾气。葬礼主持人和他那高大强壮的儿子站在一边,看着他们,准备着万一有人(也许是诺尔玛的弟弟吧)滑倒了或累了时换一把手。
路易斯走进房子,沿着车库墙走到后门打开了门,他没开灯,走过厨房,走到厨房和餐厅之间的一个小浴室,在这里他打开了灯,见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丘吉,它正蜷缩着趴在马桶盖上,睁着那双模糊的泛着黄绿色光的眼睛盯着路易斯。
路易斯走进起居室,有一种烟味。他看到窗边有乍得的椅子,被推得歪在一边,好像他是突然站起来的,窗台上有一个烟灰缸,里面有一卷整齐的烟灰。
路易斯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接电话,电话里传来瑞琪儿的哭声,路易斯心里一惊,他想,是艾丽,她从雪橇上摔下来,摔坏了胳膊吗?还是摔碎了头骨呢?他又想起来了那几个疯玩的从雪橇上摔下来摔伤的男孩。于是路易斯问:“瑞琪儿,不是孩子出事了吧,是吗?”
路易斯走了出去。
路易斯走前又仔细地看了看那片空地,绿油油的一片,不知什么地方涌出来的夜雾开始笼罩住那些墓碑,那些一个个的向心圆像路德楼镇的一代代人的孩子们的手,营造了这座墓地。
路易斯走上楼去,在厕所里踩着凳子从顶上的医药橱里取出了他的小黑包。他把包拿进主卧室,坐了下来,开始在包里摸索起来。是的,包里有以防万一用的注射器,有医用胶布和剪刀,还有几剂致命的药剂。
路易斯走下楼来,看到儿子正坐在椅子上吃可可熊牌的麦片粥,弄得满桌子都是,他坐着的高脚椅子上的塑料垫上也全是粥,就像在用粥洗垫子似的。
路易斯走向办公室,虽然查尔顿那愤世嫉俗的声音还在耳边萦绕,他觉得自己已经有些轻装上阵的感觉了。
路易斯嘴边的笑容消失了,不过他带着随便的语气立刻说:“我想不错,昨晚我给它吃了些剩的炖牛肉就放它出去了。今天早晨我还没见到它呢,不过我刚醒来。”
路易斯最后想了一下,看到自己是下定决心要做的。他不自觉地轻轻点了点头,自己都没觉察出来,然后伸手取出了刀子,他用胶带把工具打包后粘起来了,现在需要割开。他把盖基墓上的防水布掀开卷起来,然后把工具放好,就像安排好做手术的工具一样。手电筒路易斯接店员说得那样用一块布包了起来,中间挖了个小孔,弄成了中间有一点透光的钢笔式手电筒,短把镐也许用不着,他只是碰巧买了来,他挖开墓地时不会遇到石块和硬硬的水泥密封盖的。铲子和锹都拿出来了,还有长绳子和手套,他戴上手套,抓起锹,开始干了起来。
路易斯坐起来,说:“是的,我醒了。”
路易斯坐在艾丽的身边说:“艾丽,我想让你知道,只要我们大家继续彼此相爱,我们会渡过这个难关的。”
路易斯坐在地板上,手捂住脸开始哭起来了。他已经对岳父、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此时此刻,路易斯希望自己死掉了才好。突然他脑子里闪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景象:盖基在米老鼠的耳朵里大笑着,在迪斯尼世界正跟一个怪人握手。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
路易斯坐在儿子的墓地旁边,想要理清头绪,变得理智些,使自己的想法更符合逻辑。

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渐渐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想到贫穷,我就想起有一次,也是我投奔到母亲与姑姑那里,时刻感到我不该拖累了她们,对于前途又没有一点把握的时候。姑姑那一向心境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兴,因为我想吃包子,用现成的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包子上面皱着,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皱了起来,一把抓似的,喉咙里一阵阵哽咽着,东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好像我还是笑着说“好吃”的。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
想买各种不必要的东西,便想非份的钱,不惜为非作歹。然则橱窗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附属品了。可是撇开一切理论不讲,这一类的街头艺术,再贵族化些,到底参观者用不着花钱。不花钱而得赏心悦目,无论如何是一件德政。
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
像那故事里的人,被地仙招了女婿,乘了游艇在洞庭湖上碰见个老朋友,请他上船吃酒,送了他许多珠宝,朋友下船之后,女子乐队打起鼓来,白雾陡起,游艇就此不见了。
像思珍这样的女人,会嫁给一个没出息的丈夫,本来也是意中事。她丈夫总是郁郁地感到怀才不遇,一旦时来运来,马上桃花运也来了。当初原来是他太太造成他发财的机会的,他知道之后,自尊心被伤害了,反倒向她大发脾气——这也都是人之常情。观众里面阅历多一些的人,也许不会过份谴责他的罢?
像这一类的自我的膨胀,既于他人无碍,何妨用以自娱?
小爱玲便在一派大观园似的歌舞升平,风月欢场里长到了八岁。
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譬如上次,听见说顾明道

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

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
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揿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缙绅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衬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
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长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
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我们读张爱玲的人生“传奇”,不知能否触摸到她生命的律动,这样一幅生动的生命之旅、灵魂绝唱,带给我们的,又将是怎样至善至美的收获。
我们分析平剧的内容,也许会诧异,中国并不是尚武的国家,何以武戏占绝对多数?单只根据三国志演义的那一串,为数就可观了。最迅疾的变化是在战场上,因此在战争中我们最容易看得出一个人的个性与处事的态度。楚霸王与马谡的失败都是浅显的教训,台下的看客,不拘是做官,做生意,做媳妇,都是这么一回事罢了。
我们家的女佣,男人是个不成器的裁缝。然而那一天空袭过后,我在昏夜的马路上遇见他,看他急急忙忙直奔我们的公寓,慰问老婆孩子,倒是感动人的。我把这个告诉苏青,她也说:“是的”稍稍沉默了一下。逃难起来,她是只有她保护人,没有人保护她的,所以她近来特别地胆小,多幻想,一个惯坏了的小女孩在梦魇的黑暗里。她忽然地会说:“如果炸弹把我的眼睛炸坏了,以后写稿子还得嘴里念出来叫别人记,那多要命呢——”,这不像她平常的为人。心境好一点的话,不论在什么样的患难中,她还是有一种生之烂漫。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绞干,换上,污水折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霉迹子。
我们且慢认侨胞。语言学家截安(I。Dyen)根据计算机分析,认为夏威有人另有发源地,在所罗门群岛东南,纽海不列地斯或边克斯群岛,岛人打鱼为生,约在五千年前就在大洋面上航行,往西到印尼、菲律宾、台湾通商,又不知道在东南亚什么地方学到农业,印尼等地都还没有。倒了过来自东而西,推翻了前此一切从亚洲出海东行的理论,——日本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来自东方日出处,不知道是否指这批东来的航海者。当地本来已经有土著,但是他们有理由对这一支引以为荣。许多民间传说都像荷马史诗一样在近代证实了。
我们若从事于基本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几个名字呢?
我们听了她这话,虽有不同的反应,总不免回过头来向中国孩子看这么一眼——从来也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得之处!家里人讨人嫌,自己看惯了不觉得;家里人可爱,可器重,往往也要等外人告诉我们,方才知道。诚然,一味的恭维是要不得的,我们急待弥补的缺点太多了,很该专心一致吸收逆耳的忠言,藉以自惊,可是——成天汗流浃背惶愧地骂自己“该死”的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拣那可喜之处来看看也好。
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谛克的。
我们只好进去。是楼上的票,最便宜的最后几排。老式电影院,楼上既大又坡斜得厉害,真还没看见过这样险陡的角度。在昏黄的灯光中,跟着领票员爬山越岭上去,狭窄的梯级走道,钉着麻袋式棕草地毯。往下一看,密密麻麻的楼座扇形展开,“地陷东南”似的倾塌下去。下缘一线栏杆拦住,悬空吊在更低的远景上,使人头晕。坐了下来都怕跌下去,要抓住座位扶手。开映后,银幕奇小,看不清楚,听都听不大见。在黑暗中她递了块煎面包给我,拿在手里怕衣裳上沾上油,就吃起来,味道不错,但是吃着很不是味。吃完了,又忍耐着看了会电影,都说:“走吧,不看了。”
我母亲从前有亲戚带蛤蟆酥给她,总是非常高兴。那是一种半空心的脆饼,微甜,差不多有巴掌大,状近肥短的梯形,上面芝麻撒在苔绿底子上,绿阴阴的正是一只青蛙的印象派画像。那绿绒倒就是海藻粉。想必总是沿海省分的土产,也没有包装,拿了来装在空饼干筒里。我从来没在别处听见说过这样东西。过去民生艰苦,无法大鱼大肉,独多这种胆固醇低的精巧的食品,湮灭了实在太可惜了。尤其现在心脏病成了国际第一杀手,是比粮荒更迫切的危机。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我选择的,而且我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
我母亲是湖南人,她称庶母“大姨二姨”。我舅母也是湖南人。但是我舅舅家相当海派,所以表姊妹们叫舅母的妹妹“阿姨”——“阿姨”是吴语,近年来才普及——有“阿姨”
我母亲也是被迫结婚的,也是一有了可能就离了婚。我从小一直听见人说她像外国人,头发也不大黑,肤色不白,像拉丁民族。她们家是明朝从广东搬到湖南的,但是一直守旧,看来连娶妾也不会娶混血儿。我弟弟像她,除了白。中国人那样的也有,似乎华南之外还有华东沿海一直北上,还有西北西南。这本集子里《谈看书》,大谈人种学,尤其是史前白种人在远东的踪迹,也就是纳罕多年的结果。
我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两只洋磁盖碗里的豆腐与甜面酱都不能够让它倾侧,一大棵黄芽菜又得侧着点,不给它压碎了底下的鸡蛋;扶着挽着,吃力得很。冬天的阳光虽然微弱,正当午时,而且我路走得多,晒得久了,日光像个黄蜂在头上嗡嗡转,营营扰扰的,竟使人痒刺刺地出了汗。
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是发现人家的短处,不过是将立体化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墙上,已经画好了在那里,只等用墨笔勾一勾。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份,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书里多的这等人,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现在社会的空气,同时也比较容易写。从前人说“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似乎倒是圣贤豪杰恶魔妖妇之类的奇迹比较普通人容易表现,但那是写实功夫深浅的问题。写实功夫进步到托尔斯泰那样的程度,他的小说里却是一班小人物写得最成功,伟大的中心人物总来得模糊,隐隐地有不足的感觉。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说了,总把他们的好人写得最坏。所以我想,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罢,等我多一点自信再尝试。
我认为《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的样子。獏黛在极热的一个下午骑脚踏车到很远的照相馆里拿了放大的照片送到我家来,说:“吻我,快,还不谢谢我!哪,现在你可以整天整夜吻着你自己了。——没看见过爱玲这样自私的人!”
我说:“哪,又吹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我说:“一个‘走’字,你知道的;那边一个‘肖’字。”
我说:“又吹喇叭,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
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他走了之后,何干向我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这时候才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了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哭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睡了。
我虽听不懂,总疑心他在忠君爱国之外也该说到赚钱养家的话,因为那唱腔十分平实。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希望读者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说不定会联想到他自己认识的人,或是见到听到的事情。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精,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会上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的枕头。啊,啊! 她答应了,她要嫁给他。
蝴蝶。
花多少功夫,赔多少心力,都是上算的。
花圃后面是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是一个挨一个的车间。右边,几乎看不到边儿的广场上,一辆辆崭新的、准备出厂的汽车,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新战士,穿着刚发的新军装,背着乌光锃亮的新马枪,很有一些排山倒海的气势。就连满肚子怨气的李瑞林也不得不承认,在原先那个乱摊子、散摊子、烂摊子上干出这一番成绩,哪里是只花苦力气就能办到的?!那真是明枪暗箭,左推右挡,嫉贤妒能,一步一个陷阱。全厂上上下下这些个人,谁是怎么回事,那些多少年也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哪一样李瑞林不知道啊。陈咏明也是个人吧,也有闷在肚里说不出的苦吧,怎么就不见他有个灰心丧气的时候? 炉子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的,气儿挺足,把水壶盖顶得呱嗒呱嗒地响。李瑞林泡了杯茉莉花茶。八角钱一两的茶叶,还赶不上以前六角的。真是,什么都不如从前了。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掏出装烟丝的铁盒和卷烟纸,卷了一支“大炮”,悠悠地吸着,一面端详着传达室里简单的陈设。
花样真多。这两个人,一天到晚和什么教授、文人、新闻记者拉拉扯扯。到处座谈、讲话、写文章,放着好端端的部长不干,弄这些个沽名钓誉的事。文人,就像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所定义的活化分子一样,是顶能惹是生非的一种人。
画家带着善意的讥讽对郑子云说:“看来,人们不大喜欢当官的, 哪怕是个挺小的小官。不知你怎么样? ”
画家的画室,竟在一九七六年地震时搭下的防震棚里。矮小、阴冷。夏天恐怕还会酷热难当,墙上还会潮得把糊的那层报纸洇湿。身材高大的画家不得不拱背站立着。可是,只要往案子上那画了半截的,以及墙上挂着的那些画瞧上一眼,人就会忘记这小屋、小院里的气味和嘈杂。郑子云不由得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是顶“物美价廉”的了。他痴痴地站在那小屋里,想起自己部里的那些技术人员,还有工厂里的那些工人群众,又很快地修订了自己的想法,不,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顶“物美价廉”的了。
画家盯着郑子云直乐:“行啊,客随主便。”
画家感喟:“是这样。”
画家更乐了,直拿腿碰郑子云的腿:“听见了没有? ”
画家那像随人摆布的儿童一样的眼睛,也变得严肃起来,像郑子云一样的执拗,绝不退让地说:“也许你有你的理由,但可以想见的是,你的任何理由,都是狭隘的。每一个正直的勤奋工作的人,他,和他的工作,都不只属于自己。”mpanel(1);
画家那张肌肉开始松弛、打皱、下垂的面孔上,竞有一双像儿童一样充盈着幻想,让人一眼就可以望见五脏六腑的眼睛。这双眼睛可不像他的画,令人那样回味无穷。但这双眼睛让郑子云心里生出一种又是渴慕,又是怅然的感觉。像在看一幅活人走不进去,只有心灵才能走进去的美妙的画。但如果放他进去,他肯吗? 问题不在于肯或不肯。永远地错过那一站了。他曾想研究人类学、历史、文学,但命运却让他做了官。
画家是汪方亮的朋友。汪方亮是个杂家,什么样的朋友全有。
画家问:“他多大年纪? ”
画家又在桌子底下踢踢郑子云的腿。
画家皱着眉头:“中国人总是把吃饭的气氛搞得很热闹。”
话说完了。能指望田守诚有什么改悔,或对某些人来个批评? 那不等于批田守诚自己? 他能承认这是不正之风,陈咏明的愤慨似乎也就云消雾散了,他的要求不高。
话音没落,一回眼,看见了紧跟在陈咏明身后的那位市委书记。田守诚面不改色,立刻握住那位市委书记的手说:“听说你们又保了陈咏明一下? ”
慌乱的心情和炎热的太阳,几乎使她昏厥。
蝗虫! 在吴国栋的眼睛里,他们真是一群蝗虫! 好哇,这还了得。拿着奖金,就这么大摇大摆,明目张胆地下馆子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回到部里,人人各就各位之后,那种亲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里看电影,在公共汽车上,郑子云遇见了他。他竟不无讥讽地对郑子云说:“您体验生活来啦。”
回到房间里,儿子问她:“妈妈,您哭了? ”
回到家里,已经是八点多了。郑子云感到心区又在隐隐作痛,今天太累了。但他还是铺开信纸,给宋克写了一封回信:宋克同志:很高兴地收到了你的来信,也很高兴听到曙光汽车厂两位同志的意见。
回想起来,后悔无穷。那一切全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
会上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不是会议的议题,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理论问题从容讨论。郑子云却说:“这个问题讨论得好,下一阶段的会才能讨论得好。这次会议要讨论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讨论了就要干的。这许多方针政策是以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会议室不大。郑子云看见女儿从旁门溜了进来,在叶知秋的身旁坐下。他觉得眼前像是亮了许多。圆圆是他的月亮。她总在惦记他:身体、情绪、工作。那么一个小人儿,能为他想到这些,真是不错。可她早晚有一天会出嫁,会离开他。那么,他那个家真没有什么让他留恋的地方了。她会嫁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这个问题上,他觉得她随时会朝他和夏竹筠甩过来一枚炸弹。近来她的行踪有点诡秘,是不是在恋爱? 如果她自己不说,郑子云决不主动问她。即使对自己的女儿,他也给予平等的尊重。他从不私拆女儿的信件,也不趁她不在,偷偷溜进她的房间,看她的日记或是想要寻出点秘密。夏竹筠这么干的时候,他总是想法制止。她呢.一面理直气壮地拆圆圆的信,一面挖苦他:“她小的时候,我还给她把屎把尿呢,现在信倒不能看了,真是怪事。少贩卖你那套资产阶级的教养。我看哪,是不是你自己有什么怕我拆的信? ”闹得他只好对圆圆说:“你的抽屉上是不是安把锁? ”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掌声。汪方亮对郑子云说:“你看,大家多么欢迎,你就再讲讲? ”
会议室里像加了兴奋剂,就连空气的流速,也似乎加大了许多,所有的脑袋全向孔祥扭过去。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

别欺侮人家外地人好不好? ”

气,就好像他在赏她的脸。
贺家彬明白,没有哪个政工干部是因为没事好干,忽然会关心起一个无声无息的人物。他猜错了,根本不是什么调动工作的问题。从刚才何婷的话茬儿分析,这场谈话也许和他既不做个人学大庆的规划、又不写年终学大庆的总结有关。冯效先既然不先提,他又何必自作聪明呢? 所以,他也用含混的回答去对付冯效先含混的问话:“没什么,一般还过得去。”
贺家彬拿起话筒:“喂,哪里? ”
贺家彬那边好久没有搭腔,叶知秋以为电话线路断了,赶紧问:“喂,喂,你听见了吗? ”
贺家彬能不挺身而出吗? 他说:“这些话,你们刚才为什么不当着郭宏才同志的面,拿到桌面上说呢? 非得背地里说见不得人的话。
贺家彬前头那个敦敦实实的女人,像个跑单帮的。两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大旅行袋,一前一后地搭在肩膀头上,左手拎着一个大网兜,里面塞着一个暖水瓶,几个点心盒子、皮鞋盒子,右手还拎着一个大纸箱。
贺家彬伸出手来,挽着她的手臂,折回身子,沿着长安街向东走去。
贺家彬甚至非常高兴地说:“知秋,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早晚都要死去,代替我们的,将是另外一些人。我们耿耿于怀的苦恼、忧虑,在他们那里会简单得多。”
贺家彬实在看不下去,石全清却在一旁煽动说:“说话小心,当心有人传闲话,影响团结。”
贺家彬说:“不对,不研究这些,就很难使我们的精神文明达到应有的、与社会主义这个称号相称的高度。”又要吵起来了,贺家彬不愿。他接着说下去,“第二,指责我立场有问题。我对何婷说:‘请你说具体一点,别扣大帽子。’”她说:‘你是不是说过,每人长五级工资也不算多,国家欠了人民的账。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我说:‘每个人应该长五级工资的话我不记得说过没有,但我以为每个人都应该长工资,不长,国家是欠了账的。’”她说:‘国家现在有困难呀,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这和困难不困难有什么关系? 我指的是有人在调整工资的工作中起消极作用,比方说你。’”我? ‘她本来是想给我扣帽子的,没想到我又给她甩了回去。
贺家彬说:“那不太抬举你了吗。”
贺家彬拖着万群拣着泥水稍浅的地方让开去。
贺家彬现在的这些言行,虽然还不值得石全清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先放在那里,总有用处的。
贺家彬心里想:“着急了? 活该! 也该让你着着急,那些脂肪也许会消下去一些。”
贺家彬心里想: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贺家彬心头一动:“这样吧,也不能随随便便说退货就退货,你们是不是把事情的经过写个书面情况,我们也好向生产厂做工作。”
贺家彬严厉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前那张胖得几乎汪出油来的大脸。那张脸真大,差不多比一张普通的脸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声彩,用旧戏园子里那种怪声怪气的调门儿来一声:“好脸,好大的脸! ”再不,就来一声:“好大的面子! ”
贺家彬有一种直觉,认定万群的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
贺家彬又在床底下乱翻。“没有。”
贺家彬这才注意到,她与往日显得有些异样。
贺家彬只觉得一股怒气往头顶上冲,他实在忍不住了:“喂,小伙子,说话文明点,别欺侮人家外地人好不好? ”
贺家彬知道,他生气也好,说刻薄话也好,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这种事,他管得了吗。再说,这家伙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冯局长,冯局长可以找何处长。贺家彬不愿意干,何处长可以找个办事灵活的同志办,反正又不是计划内的项目,没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让石全清去办。石全清正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来踩贺家彬。
贺家彬注意到万群是怎样舍不得烧方文煊背下来的那一麻袋木炭,留到最后不得不烧的时候,万群是怎样小心翼翼地捡起掉在地上的碎炭渣,好像每片碎渣都是一个脆弱的生命。等到木炭燃起来的时候,万群会呆呆地守在炉边,生怕离开一会儿会放过它( 或他?)的一些温暖。
贺家彬走进一家食品店,他和那售货员研究:“给患痢疾的病人买点什么好? ”
哼,他倒给我上起政治课来了,冯效先不满意地想。要是连贺家彬这样的人,也敢在他面前试巴、试巴,他冯效先又往哪儿放呢? 他必须敲打敲打贺家彬:“大庆这面红旗可是毛主席亲自树的,你不要犯糊涂! ”
红灯! 已经过了停车线。
后来,他们又打了第二个回合。
后来在上级机关屡次查询处理结果的情况下,孔祥才不得不拿给郑子云看。
后又有猫叫:“喵呜、喵呜、喵呜。”

 行! 有门了。何婷的情绪渐渐地安定下来。

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看准了风向,该表态的及时表态。其他全是瞎扯淡。
还说:“只要说清楚就行了,部长照样当。不是有些人省委书记照样当,中央委员也照样当嘛。”
还说什么“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全面准确,要打破‘ISl 人帮’搞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枷锁。”
还听说,厂子里盖了暖房,请了花匠。开春以后,还要在空地上植草皮。说是这样可以不往车间里带灰尘,能保证产品质量什么的。好倒是好,顶什么用? 能代替拉闸不给电,还是能代替原材料的不足? 工厂就是工厂,想看花看草上公园去。能跟洋人比吗? 他们是资产阶级,中国人不看花不看草照样过日子,照样出汽车。
还有那个劳资处的副处长。据说她这个副处长,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把鼻涕、一把泪从宋克那儿哭来的。陈咏明觉得对于一个人,总应该往前看。干部里女同志又比较少,也该考虑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没想到他们处的老处长退休,没有马上把她提为正职,她就到处大骂厂党委和陈咏明,躺在家里不上班,还到部里找宋克,说厂里打击她,不重用她,直闹到宋克把她调到另一个厂去了事。
还有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的问题,也说他们里通外国,抓一些莫须有的事,不能说服人。今后处理干部,要实事求是。“
还有人匿名送来一块木牌,正面写的是“批邓办公室”,背面写的是“清查小组”,他们想用哪一边,翻个个儿就行,便当得很。
还有他那个小平头,跟杨小东的一模一样,方方楞楞的,在单位里一定也是个刺儿头。
还有他那套关于改革的梦想,鬼知道会不会有人赏识,一旦有人赏识,可就乱了套。
还有杨小东的那一些“哥们儿”呢? 厂子里的群众会怎么想? 好像他们是后娘养的。好大的一盆冷水啊。几千名工人群众的心哪。这样对待他们于心何忍? 无非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既没有点名,也没有影响谁的既得利益。
还有一张竟是圆圆拿着一根冰棍往莫征嘴里塞,奠征躲闪着,圆圆张着大嘴在笑……
还振振有词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您也有您的秘密。”
孩子是不会装病的,他的体力一定消耗太多,不然不会像个老和尚一样,没有一点欲念地躺在床上,不论他们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
行! 有门了。何婷的情绪渐渐地安定下来。
好,莫征忍着。只要他们当中有谁敢当面指名道姓地侮辱他,他就用他这双手,揍他个稀里哗啦。用贝多芬和雨果对付他们是不行的。
好吧,还是妥协吧,退让吧。
好不容易挨到何婷大概吃完饭的时候,石全清走去敲门了。
好倒是好了。可是漆黑的头发却开始花白,逢到阴天下雨,每个关节都疼痛难当,像把生了锈的锁,开动起来,吱吱嘎嘎地响。
好几次,她都对莫征说:“我又撒谎了。”
好几颗花白的头颅,深有所感地摇动起来。
好家伙,这一攮子真厉害。
好像到了深秋,树叶的绿色会变暗、发黄,最后还会脱落。但是到了来年春天,又会长出鲜绿、鲜绿的嫩叶,在同一棵树上,却不是在同一个树节上、枝桠上。
好像没有干校、没有万群丈夫的自杀、没有反革命家属、没有雨、没有陡滑的山路、没有木炭……好像一分钟以前,方文煊刚刚在北京谁的家里品完茶、聊完天,恰巧在王府井大街上遇见了万群,打个招呼似的问道:“火炉在哪儿? ”
好像屋子里没有方文煊这个人。他难道已经多余到了这种地步? 如果这便是一种惩罚,方文煊原也应该接受。祥林嫂捐门槛任千人踩、万人踏以求来生,方文煊愿意献出淌血的心,以求赎罪。
好像有一道柔和的、色彩交错的光环闪过,这就是郑圆圆留给叶知秋的最初感觉。她有一头柔软的、自然鬈曲的头发,照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过于黄了一点。头发剪得很短,比莫征的头发长不了多少。叶知秋总爱拿别的孩子和莫征比较,仿佛莫征是她的亲儿子。眼睛长得有点特别,也许一只稍稍有点斜视,不过,奇怪,那一点也不影响她的美丽,反倒给她增添了一种特别的风韵。有点调皮? 还是有点任性? 弹性很好的、高领子的白毛衣,紧裹着她纤巧的身子。身子是那么的窈窕,叶知秋几乎没有见过。裤子有点不伦不类,太过肥大,就是偷了一只老母鸡放在裤腿里,人家也看不出来。没有裤线,或许原来有过,早被她不经心地穿皱巴了。
好像在说一个远在天边的人。
好笑,五十年代跳舞盛行的时候,也没跳出多少流氓来嘛。文化生活又不够丰富。旅游? 又没那个经济条件……我倒是同情他们,可是爱莫能助。关键在于我们要创造一个可以发挥他们精力的正常渠道。“
好长一段时间以来,他睡得太少。每天临睡以前,他必得读一段原文版的《悲惨世界》。为的是给郑圆圆讲完冉阿让的后半生和珂赛特长大以后的故事。
耗油量多大? “他问陈咏明。
嗬,那个痛心疾首。
嗬,说得倒轻巧,重工业部好像是个皮鞋店,鞋子选得不合适说退就能退。贺家彬立刻大吼起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机技术数据